抗日时期的曹家路
来源:密云区党史办 发布时间:2019-07-25 20:43

1935年春,日军一个中队由古北口出发,第一次侵占了曹家路。在曹家路派驻了警察分驻所,王柱东任所长,下设巡官、书记、分队长各1人,专警15人,由古北口管辖。

1937年,日本警宪小分队第二次侵占曹家路,进村没几天,便命令警察分驻所通知吸食鸦片的烟民去队部取药戒烟。村民王森山、李德元、仇云清、王崇裕、潘世荣、刘福荣、史振之等7人信以为真,换上干净的衣帽去见日军。半途中有人暗示王崇裕说:“日本人会安什么好心?见着日本官还有你们的好!”王崇裕听说“没好”立刻溜掉了。其余6人到了宪兵队部后啥也没说就被拉到南门外,全部用机枪打死了。这是侵略者欠下曹家路人民的第一笔血债。

1939年,日寇伪满洲队第三次侵占了曹家路,妄图长期盘踞。他们组织保甲,按保甲强行征夫、征粮、摊派砖瓦木料,在西门里路北仇允中家的菜园里构筑了50间兵营;在西门楼上修筑碉堡;后山城根建了一座两层岗楼和嘹望哨,上架机关枪,枪口对准了全城的四面八方。兵营驻着日本一个中队,队长是长岛;街南大院驻了宪兵队和特务,队长是岗奇。从此,侵略者严密控制曹家路的三座城门,每天太阳落山,便城门紧闭,禁止通行了。白天村民出城下地劳动,在城门口也要“打夯”,就是在手腕上印一个戳记,收工返回时,验看戳记,盘查搜身,验看“良民证”才准进城。村民稍有不顺,日本兵抬腿就踢,举手就打。 

日军为了推行“强化治安”,于1942年3月开始集家并村,强令黄土梁、大沟门、二道河、下湾、老婆山、松岭子、塔沟、杨树沟、北沟等9个自然村的农民,拆毁房屋,搬进曹家路城里。由于人口过于集中,日寇又不准人们出城挑水,城内水质差,卫生条件不好,1943年发生了瘟疫,十一二岁以下的孩子死了200多个,好多户的孩子死光了,把尸体丢进了山沟,狼吃狗嚼,哭声遍野,惨不忍睹。 

日本宪兵队养着不少的翻译和特务。这些阴险、狡诈、残忍的汉奸走狗,经常随主子讨伐扫荡,抢粮抓人。他们对被抓的无辜百姓,要“过堂”审讯。每次“过堂”都要用棍棒打、皮带抽、灌凉水、灌汽油、灌辣椒面、坐老虎凳,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,硬逼着承认自己是八路军,逼供不成,就拉出西门外砍头。吉家营村的我八路军两名粮秣员,新城子李之勋母子,大树峪李万存等同志,都是这样死在敌人屠刀之下的。 

还有一次,一个姓德的翻译,在黄土梁碰到一个外乡人,拉着两匹骡子,驮着土布。德×硬说土布是给八路军送的,将这外乡人捆绑起来,然后派人把屠户杨振山找来.逼着他剜出外乡人的人心。德×抓起血淋淋的鲜人心,狼吞虎咽地吞下肚去,还恶狠狠地说:“我吃了人心豹子胆,以后打仗我什么都不怕。” 

曹家路的广大村民,对日寇及其汉奸走狗的累累罪行,看在眼里,恨在心上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展开了抗日支前的斗争。

1938年,邓宋支队(即邓华为政委,宋时轮为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),为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抗日根据地,来到曹家路一带。他们一进村,就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在墙上书写抗日大标语,唱抗日歌曲,号召人民有人出人,有力出力,老百姓头一回看到这样好的军队。此后,李满盈领导的游击队在村民配合下,一次又一次拔掉伪警察分驻所。汉奸刘五子被游击队砍了头,阎五子等二人被游击队活埋了。这时有志青年穆桂生、刘国福等人先后参加了八路军。 

雾灵山根据地建立之后,曹家路属承兴密联合县第五区。曹家路村南的大安峪沟,长约20华里,山高林密,地势险要,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。曹家路村民经常以砍柴、种地为名,向驻这里的游击队提供日军活动情况,并掩护五区干部高原同志进到曹家路城里,布置抗日支前任务。那时村里的马占、刘福宽二位同志都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,能及时把情报送给八路军。曹家路广大妇女,为了支援抗日,给八路军做军鞋、军袜。军鞋是实纳帮,毛布底,钉的紧,纳的实,走山路坚固耐磨,深受八路军的称赞。军鞋军袜送到大安峪沟或遥桥峪,交李之兴转走。 

1945年8月,日寇在一天夜里,偷偷溜走了。之后从滦平来了一批“花子队”看守兵营。没几天,听说日本投降了,他们也跑了。此时,八路军刘公起带领游击队数十人进村,接收日本兵营。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接收,大家在西门口列队欢迎,吹着喇叭、放着鞭炮,庆祝抗日胜利。八路军把大米、鱼干、盐等胜利品分发给老百姓,又把日本兵营改成区政府,曹家路村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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